比如《杀人回忆》以华城连环杀人案为故事原型,它追求的,并非对凶案本身的猎奇,而是在令人发冷的影像细节中,铺开韩国1980至1990年代普通民众感受到的社会性压迫。结尾宋康昊的凝视,不但呼应了16年后他在《寄生虫》结尾对阶级的凝视,而且使影片模糊了故事和现实之间的界限。“之所以增加高双星这样一个全新的人物,某种程度上是考虑了如今的观众对于民办教师这种特殊身份的陌生。”魏巍解释道,其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大学录取名额被顶替本身是有事实基础的。剧作选择在民办教师资格被取消事件之前增加这一设定,能让今天的观众更深刻地感受到“人生被偷了”的悲怆。